【打不过就跑】论美国贸易逆差的可持续性与持久性

由美国挑起的其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与其说是中美贸易战不如说是美国试图贸易公平而发动的

贸易可能是不公平的或者是不对等的,以致贸易虽然可以给所有参与者带来利益,但是这种利益在贸易参与国之间的分配可能是不平等的。

美国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逆差国的原因与过度消费无关,而是由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下的超边际分工有关。全球产业链分工造成了国际贸易的端点解,使得美国成为一个超资本要素密集工序的国际分工参与者,这被定义为当今时代的“新里昂剔夫之谜”,其后果是,美国既是世界最大的资本项顺差国,又是世界最大的经常项逆差国。面对不断加剧的中美贸易摩擦,中国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与美国开展贸易战。

本刊将以上段内容为线索,连续刊文解释为什么美国成为了当今时代贸易失衡最为严重的国家,找到了其原因后,我们也就看清了这场由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什么,美国的诉求是什么,到底美国是不是在蓄意挑起所谓的“中美贸易战”、中国有没有能力“开战”和中国应该怎么办的等等问题的答案。

本篇文章重在解释世界贸易中的外部性问题和什么因素造成了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失衡国,但在解释之前本站送给美国的话是:贸易失衡是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动力,刻意追求贸易平衡对于贸易和经济增长都会带来消极的影响。

导致当前世界贸易摩擦加剧的主要原因在于贸易不够公平、且产生了很多外部性问题。面对不断加剧的贸易摩擦,美国与其说在选择贸易平衡还不如说在选择贸易公平。

大部分贸易理论都会假定贸易是在一个无摩擦的、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hbchengdian.com/,里昂无外部性的、并且信息完全的世界中进行的。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国际贸易经常会受到各种因素(国家异质、本国偏好、市场分割、汇率错调、以及税收扭曲和跨国公司内部的转移定价等)的影响而产生经济学所说的外部性。贸易的外部性主要表现为就业和收入在贸易伙伴国之间的重新分配、以及知识溢出与知识产权侵犯等。面对这样的结果,假如没有理性的公共政策予以矫正,那么就会产生贸易摩擦、直至发生贸易战或货币战,以应对不断失衡的贸易。

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逆差国,原因何在?比较流行的看法包括: 美国居民过度消费; 美国政府过度负债; 美联储过度发钞。这些说法有些对,有些则不一定对。

一般的贸易理论都认为贸易失衡主要是由于消费大于储蓄所造成的。但是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则是由于投资大于储蓄而造成的,这在传统贸易理论中并未提及。然而这恰好是理解当今世界贸易失衡、特别是美国为何会有巨额贸易逆差的关键所在。

由消费大于储蓄造成的贸易逆差和由投资大于储蓄造成的逆差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由支出大于储蓄所造成的过度消费行为所产生的贸易效应是进口增加、贸易经常项逆差;由此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则是就业和收入的下降;从动态平衡的角度来讲,经常项逆差当然可以通过资本项顺差来加以平衡,但是由于资本流入的目的是为了平衡因消费过度而造成的经常项逆差,无疑属于举债消费的行为,因而是不可持续的。

但在投资支出大于储蓄的场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投资支出大于储蓄所产生的贸易效应与消费支出大于储蓄时并没有什么区别,也会带来进口增加和贸易经常项逆差的后果,原因就在于更多的资源被用于投资,从而需要更多的进口来平衡或者出清国内过剩的需求; 但是与消费支出大于储蓄相比,投资支出大于储蓄所带来的宏观经济效应则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投资增长可以带来就业与收入的增加,从而是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福利增加的;再从动态平衡的角度来讲,由投资大于储蓄所造成的贸易逆差不仅可以通过资本项顺差来加以平衡,而且可持续,就像开放经济下的新古典生产函数所揭示的那样,资本流入投资大于储蓄的国家,在本质上是一种融资行为,而不是消费行为,故而是可持续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不难得到这样的逻辑:在支出(消费)与储蓄不能保持平衡的情况下,国际资本流动是能够促进贸易发展的,特别是当国际资本流动带来投资增长的时候,不仅可以促进贸易发展,而且还可以推动贸易逆差国的经济增长。

事实也证实了这个逻辑的存在。2007年次贷危机发生导致国际资本流动受阻,全球跨境流入资本占GDP的比重从20.7%骤减到5%以下,全球间接融资几乎停摆,从而切断了国际间的投资贷款与消费贷款。 这不仅对世界贸易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全球贸易占GDP的比重从 60%以上迅速下降到 50%左右,而且也对全球经济经济增长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2017)。 美国的经济增长也迅速地从2007年的2%跌落到危机之后的-4%的水平。 时至今日,世界经济增长仍然处于艰难的复苏中。

根据麦肯锡的数据(2017),美国居民的负债率要低于英国、与韩国接近, 英国为 101%、韩国为 80%、 美国则为96%,虽然高于德国的 62%,其国民总债务低于英国、日本、西班牙、韩国、瑞典、法国与意大利,真说不上是一个过度消费的国家。说美国人没有储蓄也纯属误导,美国人只是没有现金。截至 2018 年 3 月,美国家庭平均 71.4%的财富是公司股票, 房地产资产占美国家庭资产的比重只有 24.4%(美联储,2018)。美国居民家庭资产的这种配置结构,使得美国最终成为全世界投资率最高的国家,因为居民购买股票在本质上就是向企业家贷款。 按照前文给出的逻辑,美国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逆差国。

这个传导机制大致上可以描述如下:美国政府负债率高便可降低企业税收;企业税负下降、企业税后利润增长可以对企业投资固定资产产生激励;企业投资增加需要对外融资、同时刺激进口,通过资本项的顺差和经常项的逆差,美国便可以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从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4)提供的Country Debtdatabase数据来看,情况也确实如此。如果拿美国企业与政府的负债率之比与世界各国进行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美国为 67%/89%;德国在所选择的国家中此比值最低,为 54%/80%; 加拿大为 60%/70%;澳大利亚为 69%/31%;韩国此比值则高达105%/44%;中国也属于比值相对较高的国家,为 125%/55%,这么高的企业负债,可能是造成当今中国投资不足、出口下降与顺差减少的根源所在。

按照经典的货币理论,央行增加货币供给会导致物价上涨与投资增长,假如是开放经济,那么由货币供应量增长导致的需求增加会刺激进口增长。 结果无论从消费需求还是从投资需求的角度来看,货币供应量增加都会导致进口增加、 以及由此造成的贸易失衡。

但是,上述分析并不足以解释美国为何会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美国居民并未过度消费;美国较高的政府负债和较低的政府税收会对企业投资构成激励,从而会刺激进口带来逆差,但是德国的企业负债与政府负债之比要比美国低的多,德国的企业所得税也要远低于美国,却成了世界主要贸易顺差国;最后,美联储也不可能通过持续增加货币供应量来维持不断增加的贸易逆差,因为过多的货币供给会导致本币贬值,本币贬值不仅会减少进口,而且还会减少投资,因为投资的回报不仅要受到税收的影响,而且也要受到货币价值的影响,假如本币贬值,那么用本币计价的投资回报就会趋于下降,因此,本币贬值通常情况下是会对投资产生消极影响的。

“新里昂惕夫之谜” 源于国际分工的端点解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超边际分工,即从基于禀赋的产品分工到基于禀赋的工序分工,在当下被定义为全球产业链分工。

产业链分工的特点就是把每个完整的产品包分拆成一道道高度专业化的工序,然而再按照各国的要素禀赋,通过“外包”的方式将要素密集度不同的工序分派到要素禀赋与之相匹配的国家。支持这种分工模式的基本因素是:由信息化导致的交易成本下降,以及由标准化所造成的中间品和零部件的普遍可贸易性。

产业链分工带来的端点解使得美国成为超资本要素密集工序(研发)的集聚地,从而导致更多的资本流入和更多的贸易逆差,原因就在于要素被更多地配置到了美国的高科技研发任务上,以致即使在要素禀赋上美国是一个“资本—劳动”比很高的国家,但其仍然需要大量国际资本的流入。里昂为什么研发会成为超资本要素密集的工序,原因就在于研发特别花钱。

如果以上所说的“新里昂惕夫之谜” 的假说可以成立,那么,我们也就不难对美国式的增长加以准确的理解。

美国选择了超资本要素密集投资推动的增长,大量资金主要是用来投资超资本要素密集的研发活动,其最为重要的流向则是创新的现金预付,也就是投向作为研发活动之主体的人力(资本),俗称“烧人”,而不像现今中国那样,把大量的资金投向“数据”、“流量”或者各式各样的“平台”,从而只有海量的数据与互联,但是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创新。

由于对资金的超常需求,导致了美国式的、经常项逆差与资本项顺差的国际收支平衡,从而使得美国既是世界最大的商品进口国、又是世界最大的国际资本吸收国。美国之所以需要这么做,就是因为只有通过进口商品满足国内需求,才能释放更多的资金用于超资本要素密集的研发活动,进而实现由研发推动的经济增长,并始终占据世界产业链的高端。

美国式的增长为世界带来两大外部效应:从供给角度来讲,美国成为“全球产业链” 的组织者;从需求角度来讲,美国为全球提供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顺差市场”。由此让美国自然而然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领导者。从中我们也不难得出一个基本的逻辑:一个国家或者经济体想要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领导者,没有供给方面的创新与需求方面的对外贸易逆差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做不到这两点,就不可能为世界带来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当然,美国的这种增长方式也不是没有成本的。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依靠研发分工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所产生的成本就是一般资本要素密集与非资本要素密集经济部门的衰落,以及由此产生的这些部门的失业人群的增加与全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

但是,从美国经济分析局 1990-2016 年的统计数据来看(美国经济分析局,2017),美国的就业与进口是正相关的,因此,里昂失业主要产生于因为外包而走向衰落的部门,但是由于美国劳动力市场具有较高的弹性与流动性,整个社会的失业并不显著。

其结果是,在衰落部门产生失业压低工资的情况下,美国式增长所产生的真正的社会成本可能是国际分工端点解带来的收入分配失衡。当这个问题严重到现有的增长方式难以维持的时候,美国或许有可能在经常项和资本项两者之间寻找一种新的平衡,那就是减少外包与商品进口,以便据此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拓工资上涨的空间。

这种结构性调整不仅会导致美国现有增长方式的变更,而且还会带来外部贸易摩擦的增加,这种摩擦产生于原有国际分工秩序的终结。美国的经济学家们都在担心美国政府的这种再平衡有可能重现1930年美国贸易保护政策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

但美国政府今天所采取的这种贸易政策,不过是把已经走向极端的自由贸易(端点分工)往后退一步而已,即让自由贸易回归到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的轨道上来。简单地讲,贸易不仅要能够带来增长,而且还必须改进所有参与者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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